1983年以前，我和一般去美國留學的華人一樣，為在學術上能出人頭地，我早出晚歸。我是醫學院神經外科的副教授，我是許多同僚醫生中最受歡迎的腦外科醫生，所以我的病人特別多。
在美國時，一般的人很現實和精明，他們都會查問如果有護士或醫生需要腦神經外科醫生照顧的時候，他們會去找誰，他們把這樣一位醫生叫做〝Doctor's doctor〞。
而我就是許多醫生的腦神經外科醫生。
因此我的病人最多，一年365天要開360個病例，加上每天看門診、住院的病人，每年至少有5000人次，這樣可想而知我是多忙碌。
有時深夜歸家的途上，我會想到，我的兩位可愛的孩子不知道今天乖不乖？在學校有沒有問題？我的心裡有時很虧欠，找不出時間在週末時應他們的要求一起去打棒球、騎馬或釣魚。我只能自我安慰的說，我已經替他們的活動空間買下四甲地的家園，他們可以找朋友來家裡玩、可以露營、可以游泳、可以爬樹摘花，比起我小時候的成長環境好多了。
而且我要替他們存錢，繳最好的私立學校昂貴的學費；我要為他們存銀行的帳戶，做大學及研究院的教育基金；我要為他們每一個人設立一個信託基金，好叫他們中年以後做事業時有個基金；我要為年邁退休的父親設一個基金，所以他不必每個月向孩子們要錢；
我要...
有一個星期天我們全家上禮拜堂，主日學後因我內人有婦女會的聚會，我就帶兩個孩子去中國餐廳吃麵，然後送他們回家，我就馬上回醫院巡視病人。在開車的路上，我的胸口開始感覺悶熱不舒服，於是我把那部完全自動控制賓士的坐位調整，窗戶打開來通風，我想胸口痛或許會改善。但是到了醫院停好車走進急診處入口為止，我並沒有覺得胸悶疼痛的感覺有改善，因此我請了在急診科的住院醫師替我做一個心電圖檢查，結果是正常，剛好有一個心臟科專家走過，就請教他的意見，他看了我的心電圖，看了我的病例，也聽了我的心臟，就直接判定我要住院。
他的理由是：「他及大家 (全醫院) 、全社區，不能冒險失掉一位像我這樣好的神經外科醫生。」
我辯論說：「我的祖父86歲，我的父親67歲都健在，沒有家族病歷是心肌梗塞的。」
他反駁說：「他們不是神經外科醫生，沒有我所受到的壓力。」
結果我住進了心臟加護病房三天三夜，他們為我做了一套完整且近乎10萬美元的檢查，檢查結果是認為說：「大概是中國麵湯中可能放太多味精，而使我的冠狀動脈產生痙攣現象，所引起的症狀，我沒有心肌梗塞或冠狀動脈硬化。」第四天早上，我從加護病房出院，就走到開刀房做手術。那是一種責任感和榮譽感，既理性又感性地使我決定這樣做了。
但是，從此我的人生觀有了一個很大的改變。因為在住院的期間我看了很多書，其中一則是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短文...故事這樣說：
有一位農夫，早出晚歸，耕種一塊貧瘠的土地。他勤奮的工作，午餐也顧不得吃，太陽要下山的時候，就嘆息時間太短，也常常自言自語的說：「have to save something for rainingdays。（我務必積蓄五穀，以備不時之需。）」
有一位天使聽到了，覺得農夫很可憐，就靠近對他說：「你很認真，對父母有孝行，對子女有愛心，對鄰居和睦相助，所以神要賞賜你更多的土地，讓你富足。今天，以這裡做為起點，你盡你能力所及的去跑，等你繞一圈子回到原點時，我會將圈圈以內的土地贈送給你，讓你飽足。」這個農夫真是高興極了，馬上就開始跑，也忘了帶飲水，只顧往前跑。
當他跑了半個鐘頭後，往後看，啊！真高興，他想：「我這輩子夠用了，這塊地所產的五穀能供我一輩子。」
他想停下來了，但是又想到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，我應該為我的兒女再跑一段路，讓他們也有一點的家產才是，於是又跑了一個鐘頭，他又渴又累、汗流浹背。他往後看，離起點的地方已經很遠了，也許應該折回。可是他又想起了他的兄弟姐妹，他再往前跑了一段。他的胸口開始有一點悶熱，頭有一點暈。他開始想：「唉！我畢竟年紀大了，身體狀況大不如從前，我退休了以後怎麼辦呢？也許我應該再多跑一點路。」
可是就在這個時候，他體力不支倒地，不久就死了，連回到原點的機會也沒有。當然，什麼土地都沒有得到。故事的精神是說：當人太貪心時，最終會變成什麼也得不到。從此以後，我修正了我的人生觀，我開始回轉，不應該像那農夫一樣貪婪不知足。
我每一年拿一個月的休假做義工，做短期的醫療宣教師，到醫療落後的國家服務或教學，也打算從55歲到65歲獻給主用。這期間使我有機會遇到了很多朋友和信仰的前輩，也學習到服事人的樂趣。
1984年在墨西哥的全世界基督徒醫師會議中，認識了手外科及痲瘋病專家Paul Brand 醫生，成了我的朋友。
1985年在拜訪德雷莎修女時，學習到了她節儉的真理，她告訴我說： 「Live Simple, so thousands of others can simply live.」－因我們的節儉，所剩下的資源可供給成千的貧困人繼續生活下去。
1986年我來門諾醫院當義工一個月，第一次和前院長 Dr.Brown 相處，有一天晚上他請我和內人去他家吃飯，我發現Mrs. Brown 的手指頭因為花蓮的濕氣重而得了風濕症，並且有腦幹微血管的破裂出血。Dr. Brown也有手痛，因常吃Aspirin而有耳鳴和重聽。雖然如此，他們還是繼續為後山交通不便、醫療不發達的台灣人奉獻了前後將近有四十年之久的時光。使我這個台灣人真感激又羞愧。
1990年薄院長退休回美國，連退休後的住家都沒有，這種捨己為人的情懷更教我佩服。
1991年他在洛城接受台美基金會的台灣奉獻獎時，他呼籲：「我為台灣奉獻了這一生，我盼望台灣人，尤其是台灣的醫生也能像我一樣為自己的同胞，尤其是弱小無助的、需要人照顧的花蓮百姓服務，很可惜！台灣的醫生好像覺得到花蓮很遠，到美國比較近，沒有人要去花蓮，倒是很多人跑美國來。」
他的這句話很扎心，對我來說，好像是在對我說的一樣，也更進一步的把我拉回到我起跑的原點－－台灣。我1993年底回來接下薄院長的使命－去服事最小弟兄當中的一位，就是服事神。為原住民、為偏遠地區的人民健康來服務。
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快樂是，我能在台灣頭部外傷頻率最高、死亡率最高的花蓮地區來應用我的專長－腦神經外科。天使沒有應允我土地，但是祂賜給我很多平安、給我豐富的生命、給我很好的健康。
親愛的朋友！我們都是跨越世紀的現代人，我們一直在往前跑。但是你有沒有想過：什麼時候我們應該轉彎往原點的點呢？
（本文摘自《回台灣買靈魂：門諾醫院．黃勝雄醫師回憶錄》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