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不覺的，父親離開我們三年了。除夕這一天，與母親、妻子與弟弟一家到陽明山臻愛樓探視父親。我知道他不是死了，而是睡了，到那一天，我們就會再相見。
一九七六年我讀國二，夏天很悶熱，有一夜我睡不著起床時，發現父親也沒睡，他正在畫一張圖。原來他一直作夢都是回到山東的老家，但那一晚他在夢中，怎樣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他驚醒後就趕緊畫下從青島到窮鄉僻壤的老家的地圖，哪裡有岔路，哪裡該轉彎，他費盡了心思，然而離家太久了，始終難以畫得滿意。
從小父親就一直在我面前扮演全能者的形象，然而在「回家」這事上，他無能為力；甚至隨著年華老去，他連「想家」的能力都逐漸被剝奪了。但天亮後他清醒了一點，趕緊將這張圖燒掉，還一再叮嚀我千萬別跟人說起這事。
這件事在我青少年時，而且還是戒嚴時期，使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父親曾歷經戰亂，很戲劇性的僥倖來到台灣，但隨即因白色恐怖入獄，身繫囹圄半年後又被充軍澎湖兩年，最後擔任小學教師三十八年後退休。
因為生活的磨練，讓他擁有很敏銳的觀察力，在敘述自己的經驗時，聆聽者總能很自然地感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變化。因此我將父親生前接受我訪談時提到離家、想家與回家的經驗，整理成這篇口述自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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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管恩然，一九三○年生於山東省莒縣凝吉鄉的書香世家。讀小學二年級曾因戰亂與感染傷寒，輟學在家，父親為我請了私塾老師，讓我接受了很完整的國學教育，琴棋書畫也都在那段時間學的。
我的胡琴與月琴，在京戲票房裡小有名氣，是達官貴人票戲時的指定琴師。若是沒這個特長，白色恐怖時期進了青島東路三號 ，根本不可能脫身。
因為我司琴的票房 ，是本地生意人為了巴結山東省主席秦德純 而設立的，秦主席發現我缺席很久了，又對接手的琴師始終不滿意，半年後才特地去軍法處把我保出來，連相關紀錄都一併銷毀。出獄時因為太久沒曬太陽，也幾乎沒活動，腿軟到要有人攙扶才能行動，過了好久才恢復。
雖然小學時就因病輟學，但還有點小聰明，從初二開始復學，學業成績優異，在戰亂中動輒跳級，順利地拿到師範學校文憑。但我會來到台灣，完全是因為另一位也是姓管的同學。
在山東省城濟南讀師範學校時，這位也姓管的同學出身鄉下，看來拙口笨舌，穿著土氣，城裡的同學都欺負他。我為了向他傳福音，常找他聊天，但他對基督教很反感，因此對他傳福音毫無果效。但有一天下課時，他拉住我，問我對將來有何打算。我告訴他為了這事，已禱告了很久，卻始終沒回應。
那同學急得罵我說；「國民黨已經垮了，你知道城外現在有多亂嗎？」接著他伸出大拇指、食指與中指，對我比了一個「八」，向我暗示自己是那邊派來的，大概從明天起，國民黨就會封校拉伕，把學生都送去當砲灰擋一陣子，等城內殘軍與特務跑光了，接著八路軍就要進城。所以今晚他一定要先溜出城，他邀我一起上路。
我簡直不敢相信，眼前這個沈默寡言、一副鄉巴佬樣子的同學，竟是「職業學生」，我一直以為「職業學生」是那些整天搞罷課、鬧絕食的風雲人物。他問我是真相信有神，還只是喜歡上教會而已。我告訴他：「我是真的相信有神，願意接受神所賜給我的每個環境。」
那鄉下同學就警告我：「既然如此，你現在就趕緊去找崔老師，他是軍統的，危邦不入、亂邦不居，軍統的一定有辦法早一步離開這裡的。現在山東只剩青島那兒有海軍，有艦砲，八路不敢強攻，有機會先到上海。聽好，你是地主家庭，又是基督徒，絕不能留在紅區。現在咱們還沒有海空軍，台灣能多拖一陣子，但也只是遲早的事，最後還是往香港、美國去，尤其別去四川。」
那年代兵荒馬亂的，也不知該何去何從。抗戰八年國民黨是在四川，後來國民政府遷都也是先去廣州，再去重慶、成都，到年底才宣布撤來台北的，所以有些人真的往西南方跑。我這同學雖然承認自己是共產黨，但他願意告訴我這些事，我也就相信這是神在對我的。我找了他說的崔老師，和他出城後，先到青島，再到了上海。
但老蔣下野後，共軍一過江後勢如破竹，連上海都岌岌可危，於是我聽了那同學的話，不往大後方跑，還是搭太安輪到台灣。當時上船真是一場生死決鬥，船上水兵丟下繩梯，碼頭上的人即使有船票，也不見得能爬上去。
那時我年輕力壯，上了甲板才發現，船都離開岸邊了，還有士兵丟了槍，游泳來攀爬，也有爬到一半沒力氣摔進海裡的。岸邊發現船已開動，自己被遺棄的士兵，竟然對著船隻開槍洩憤，還在攀爬的士兵就成了替死鬼，像下餃子一樣的一個一個落入海中，鮮血染紅了海面。
戰亂真的是可怕，但很奇怪的是當時年輕，什麼也不怕，還覺得死了也就一了百了，也不錯啦！大家都嚇得躲入船艙，我卻站在甲板上看熱鬧。
在海上因遇上颱風，加上船隻超載，艙底根本沒有供應任何飲食，嘔吐便溺腥臭不堪。我看一位孕婦快不行了，就將自己身上最後一個槓子頭與還剩一點水的水壺都給了她丈夫。那男人千謝萬謝，還寫了在台北的地址給我，要我到台灣後一定要去找他。後來我到台灣後，好幾星期找不到零工可打，只好真的按地址去找他，但對方卻開門後竟裝作不認識，我也就不自討沒趣，轉而南下去彰化找同學。
那年代無論是香港還是台灣，兩邊政府都喜歡用山東人當警察，同學們也很多人都找我去，可是我不喜歡吃公家飯。在大陸時我已考上了大學，但逃來台灣什麼也沒了，只好躲在台北火車站旁邊的七洋大樓。
那棟樓的主人好像是因經濟犯罪而捲逃，大陸來的流亡學生幾千人全窩在那棟樓裡，三樓住著不到一百個女生，一、二樓卻要住兩三千個男生，根本不可能擠得下。幸好當時是夏天，大家白天在新公園、博物館、火車站前遊蕩，甚至隨便找個地方睡覺。
印象最深的就是從基隆一上岸，就覺得這裡的人跟大陸上的人不一樣。之後我去了好幾個縣市，這種感受更強烈。對方不用開口，我就能看出他是不是省外人士 。
從大陸來的人無論男女，眼裡總帶著或多或少驚恐的神情；但本地人所經歷的戰爭只是轟炸，根本不知什麼是逃難，所以眼神感覺起來就是安逸。二十多年後退出聯合國、中南半島赤化、中美斷交，每當新聞一爆出來，我就又發現中年本省人與外省人這種眼神上的差異。
剛到台灣時為了找同學，有一天到了彰化一個小鎮的火車站前，看見有幾個農村青年要入伍，我嚇壞了。上百的村民拉著布條，精神抖擻著唱日本軍歌、拿著歡迎布條，有的放鞭炮、有的奏軍樂。
那幾個青年已先剃好了光頭，背著紅彩帶，抬頭挺胸、立正不動的等軍方來接人。他們是要去當國軍，卻用日軍的儀式與演唱日本軍歌。抗戰時濟南也是日軍佔領，我因此略通日語。
用日語和國語交雜請問村民後知道，只要派出所發一張徵集令到家裡，大家就會準時來火車站集合，而且這些費用都是他們自己出的。我看了聽了後掉下淚來。在大陸時，國民黨在農村拉壯丁，是用草繩綁著一個又一個「實在不壯的丁」，看守的士兵子彈上膛，刺刀頂著；被拉的壯丁面容枯槁、垂頭喪氣，政府是用這樣的兵去打日本鬼子。但在台灣，殖民政府徵兵卻只要用一張紙。
抗戰時我住在淪陷區，對日本人恨之入骨。但來到台灣，只要看到吐痰的，甚至只要聽到那種吐痰前響亮的清喉嚨聲，就知道這附近有外省人。本地人每天會清掃門前的馬路，為路樹澆水，為門口的消防池更換清水。沒有長官規定，也不用政府搞什麼「運動」。
唉！日本人實在可恨，卻也實在可敬。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，和中國人雖然血統一樣，外表分不出。但講到公德心與守法，連我這樣的大學生，也不及那些沒受什麼教育的鄉下人。日本人實在可恨，卻也實在可敬。
後來政府派兵封住七洋大樓，抓了所有可以當兵的男生，送回海南島。大家好不容易逃到台灣，誰會願意再回大陸去打仗？大官全逃來台灣了，我們回去只是當炮灰，被抓去的山東同學後來有些也沒聽到下落了。
我雖然還算機靈，沒當場被抓，可是與五個同學逃了二星期，合租了一個房子，有天另一個同學來拜訪，想要與我們一起住，但根本不可能住得下，我們拒絕了，他離開後不到一小時，憲兵就跟警察上門了。
那時大概一下抓的人太多了，根本關不下。我沒被關在保安處的看守所 ，直接就關在軍法處的看守所 。剛才說了，後來被秦次長保了出來，連關押的紀錄都銷毀了，但還是被解送澎湖充軍。
那時在澎湖的軍人，每天只吃兩頓、一個月的薪水連條牙膏都買不起，退伍遙遙無期，結婚更不可能。由於我到澎湖之前，已有八千個來自山東的流亡學生，被軍方強逼了其中五千個男生當兵，煙台聯中張敏之校長為了保護學生而被槍決，其他學生都成了二等兵。
老蔣對北方人、非嫡系的軍隊、學生都不信任。在他眼中大陸會丟全是這些人搞的，而這批山東流亡學生組成的雜牌軍，同時具備這三個條件，所以受盡了政工的迫害。
政工不斷整肅這批學生兵，天一亮起來，周圍的同學不見了，被收押、被管訓、被發配、被丟包 ，沒一個敢問。
每次「抓匪諜」運動一來，這批「匪類」就有人遭殃，甚至是整班、整排的失蹤。不一定是死，也許是收押判刑、禁閉管訓或改編單位。透過這樣恐怖的整肅、整編，再整肅、整編；慢慢身邊認識的人越來越少，同學之間在街上遇見不敢打招呼。
澎湖防衛司令部前面那幾棵歪脖子樹後來全被砍了，因為晚上常有軍人去上吊，司令部只好派衛兵站崗，防止有人去上吊。結果有天早上竟然一棵樹吊死兩個人，原來派去站崗的衛兵，與要來上吊的士兵一起吊死了。
因為這些無言的抗議，澎防部將大門前澎湖最珍貴的樹也砍了 。
雖然不久之後韓戰爆發，部隊開始裁軍，台灣也徵召義務役當充員兵，這些被迫當小兵的知識青年，有些退伍去彰化員林實驗中學念書，後來考上大學或讀官校，也有些在軍中直升官校當了軍官，不過這種白色恐怖的陰影，始終難以消除。
我的一個同學，晚上睡覺要用繩子把自己綁在床上，因為他怕被「丟包」，他老婆氣得要離婚，感情不睦。
另一個同學，不敢讓人走在他背後，走路一定靠著牆，睡覺不敢關燈，聽到鞭炮聲或電視裡的槍聲，就嚇得發出像女人一樣的尖叫，因為他幾次「陪刑」 。連他的兒女都受不了他的怪癖，最後與妻兒分居，孤老以終。
在台灣的同學遭遇多舛，但當初勸我來台的那位共產黨同學，留在大陸的下場也不好。一九八九年我回山東去看他，也是我來台後唯一回去的一次。剛解放時他過了一段好日子，也結婚生子、他的兒女都比我的大幾歲。但接下來的反右與文革，他受盡了苦難，子女因為跟他長期的分離以及求學的不順，也跟他感情疏離，他感到孤寂的只想早點離世。
他從之前一年台灣開放對大陸的通信中，知道我這四十年來雖經白色恐怖下牢獄之災、車禍斷腿、工作不順，但全家人仍能生活在平安喜樂中，可以一起為同一個人、同一件事向神禱告，他為我感到高興。
他覺得一生當中，做了許多好事，也做了許多不覺得那麼好的事。他雖然還是不相信有神，但那天他為什麼會邀我一起離開那座圍城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笑說或許這神是為了救我，才讓他這不信的人跟著攪和在一起了。他告訴我：
「雖然共產黨犯了很大的錯，但我依然相信共產黨，這一切一切都只是過程，至終社會主義的理想一定會實現。」
我們這一輩的人怎麼想的，你們可能不知道：但我們還是有那種最基本的「人性」，即使認同的理想不一樣，也可以是好朋友，互相欣賞對方的長處。這種最基本的要求，今天在這社會裡還看得到嗎？我雖然懷疑，但我依舊盼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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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親生前只是個無權無勢的退休小學老師，年輕時遭遇波折，晚年病痛纏身。他一生沒有留下其他財產，留下的只是他年輕時就認識的神，讓我們四個兒女終其一生，單純地活在教會生活裡。
我很感謝那天上的父，讓父親因這樣的環境而認識祂，原來人的盡頭，才是祂的起頭。
當我們知道地上的家雖然留戀，但天上的家更值得嚮往時，平安喜樂取代了我們一家人的悲憤愁苦，也讓我因地上的父而認識天上的父。
原載《外省新頭殼》308頁-319頁（方舟文化）
